1978年9月23日，旅居温哥华的叶嘉莹教授致信北京的冯至先生。信中的遣词谦逊诚恳，流露出漂泊者最深切的巴望：
“我现在已向此地我国领事馆提出请求下一年回国短期服务（从下一年三月底至八月底共五个月时刻）。前些时曾接天津南开大学李霁野教授来函提议请您做介绍人，我也很乐意能有时机到科学院文学研讨所作业，由于这样我就能够取得名贵的时机向您和其他一些老一辈们学习。多年来我一向漂泊在海外单独研读，自知难免有许多孤陋和过错之处。假如蒙您俯允做我的介绍人，使我能有向您们学习请益的时机，那将是我最大的侥幸。”
此刻的叶嘉莹，已是曾在哈佛、密歇根大学等多所名校讲学的闻名学者，却仍自称“漂泊”，自认“孤陋”。“漂泊”二字，既包含去国怀乡的惆怅，又寄予着重返精力原乡的期盼。
她请冯至担任介绍人，期望进入“科学院文学研讨所”。这不只仅学者的职业挑选，更是游子的精力归依——她要回到我国学术的中心地带，回归恩师顾随先生从前活泼的文明场域。
叶嘉莹与冯至素未谋面，为何对冯至如此坦白相托？这要从她的教师顾随与冯至的来往说起。顾随与冯至的友谊始于1922年，两人同属浅草社。1925年《浅草》季刊停刊后，冯至与杨晦、陈翔鹤、陈炜谟等人在北京建立沉钟社，编辑出书《沉钟》周刊。顾随虽未正式参加沉钟社，但与该社成员来往亲近，并在《沉钟》宣布过三篇小说。
顾随与冯至之间有一个闻名的约好：将新诗与旧体诗区分范畴，各守一体，冯至不写旧诗，顾随也不作新诗。这一约好源于他们对互相艺术挑选的了解与尊重。顾随曾说：“冯君的诗是现代化的诗，我的诗是旧诗词，但咱们有相通之处，那就是‘诚’。”一个“诚”字，道尽他们一起的艺术寻求。在致弟子周汝昌的信中，顾随亦表明，今世新诗人，四十年来只认可冯至一人。这番推重，可见顾随对冯至诗篇艺术的深刻了解与赏识。
1927年，冯至为顾随榜首本词集《无病词》题签；近六十年后，《顾随文集》仍由冯至题签。正是根据顾随与冯至的深沉友谊，叶嘉莹在信中写道：“暑期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时，曾给您寄上一封信，想您现已收到。关于向您借阅顾羡季师遗著一事，为了恐怕邮递丢失，我已决议等下一年我回国时再向您借阅，并当面请益。”（1978年9月23日）紧接着在9月26日的信中又说：“其时没有收到这本《游春记》，所以信中说到恐怕邮递丢失，能够等我回国时亲自来探望您，再向您借取。谁想今天就收到了，所以立刻寄这封信向您称谢。”
收到冯至托人带来的《游春记》，叶嘉莹难掩激动：“开缄之下，感到意外的惊喜。”她当即用校园影印机印制两份副本，一份自存，一份寄还冯至，本来则“保重保存”，许诺回国时当面奉还。
信中，叶嘉莹还回应了冯至关于顾随遗著处理的问询：“当我于1941—45在北京旧辅仁大学读书时，曾从羡季师读诗选、曲选，并到我国大学旁听词选。其时，羡季师认为我的听讲最勤，所得也最多，对我的期望也极深。三十年来我一向不敢不以羡季师对我的教训和期许自勉，也一向期望能有一天再见到羡季师，能听到羡季师对我今天研读所得的辅导和批判。直到1974年我回国探亲时，才知道羡季师居然早已在1960年逝世了。对这件事我觉得十分伤心和惋惜。为了留念羡季师，我想把羡季师的遗著加以收拾和介绍。”“现在我正辅导两个研讨生对之加以翻译和收拾中。协作这些译文的宣布，我想写一篇留念和介绍羡季师的文字。今后如有时机我还预备把羡季师悉数的遗篇都加以重印。”
冯至的这一行为，不只安慰了亡友，更直接推动了顾随作品在后世的收拾与传达。
就在叶嘉莹与冯至信件来往之际，另一条线年春，叶嘉莹向教育部致信表达回国教育的志愿后，一向注重国内报纸。某日，她看到一则音讯：多位老教授取得，其间赫然有“李霁野”的姓名。李霁野是顾随的老友，当年同在辅仁大学任教。1948年叶嘉莹赴台前，顾随曾特意吩咐她前去访问。1949年春，她在台湾大学与李霁野有一面之缘，不久因许寿裳遇刺事情后反动势力的猖狂，李霁野匆促回来大陆，从此消息阻隔三十年。
叶嘉莹当即致信李霁野，奉告回国教育的计划。这封信敞开了通往南开大学的另一条途径。李霁野收信后，于1978年7月24日致信南开大学外文系总支并转校党委、中文系，信中明晰写道：“叶嘉莹女士曾给我信，探问已故天津塘沽大学、前燕京大学教师顾羡季生平及遗著状况，我转请科学院外国文学研讨所冯至写了顾的简历及遗著状况寄叶。她收到后第2次来信，已向加拿大我馆请求短期回祖国教育（1979年3月至8月），预备今后长时刻回来。她有意到南大中文系。”此刻，距叶嘉莹正式收到赴北大作业的告知尚有半年多。需求阐明的是，《李霁野文集》第九卷将这封信的时刻误作“1979年7月24日”，应为“1978年7月24日”。
李霁野的急迫，既源于对南开开展的关心，也来自那份跨过三十年的师门友情。在1979年1月21日致叶嘉莹的信中，他具体阐明各项组织，并关心地表明：“国内生活状况你是知道的，以国外规范衡量很低，咱们极力为之吧。”这番老一辈般的关心，令人动容。
前史的开展往往出其不意。叶嘉莹开端期望进入社科院，但冯至在给李霁野的回信中解说了困难：（外国）文学研讨所重建房子，无作业室及住宅，连书本都堆积起来，因而无法招待叶嘉莹。“关于叶嘉莹回国作业问题，院部的领导原则上是赞同的。可是由于社会科学院房子奇缺，为了兴修新的修建，文学研讨所作业所用的房子已于去冬拆去，现在文学所连作业用的当地都没有了，图书也都堆起来不能用。”这一客观条件，封闭了叶嘉莹进入社科院的大门。由于李霁野在信中提出：“如不赞同，我想向南大中文系引荐她。”所以冯至在信末说：“来信云可在南开想办法，期望能够成功。”
与此同时，国家组织她前往北京大学。1979年1月28日，叶嘉莹在致冯至的信中说到，最近见到领事馆陈思群领事：“他告知我说已接到国内对我请求回国作业的答复，将分配我到北京大学去参加作业。至于具体作业组织，没有确认。或许协作研讨，或许编写教材，也或许讲一些课。”
因北大的作业组织尚不明晰，叶嘉莹乃至托付陈领事带回四卷讲课录音带给冯至：“陈思群领事说领事馆中的人对古典文学不大了解，说我能够和您通讯，请您代我向北大问询一下，然后把北大对我的作业组织转达给我。我曾托陈思群领事带回四卷我讲书的录音带，交给北大和您试听后，作为给我分配作业的参阅。”这份小心谨慎，透露出海外学人初回国门时的忐忑。
就在这时，李霁野的聘请改变了悉数。他在信中告知叶嘉莹：“校园已正式给专家局去陈述，聘请你来南开大学。按手续，专家局报外交部，外交部告知我大使馆，馆再告知你。这套手续要费一点儿时刻。由于你开端主张来南大，我期望你宽恕我一向这样做，不再去信先咨询你的赞同。你如先向大使馆请求去文研所，亦可去信阐明一声。”叶嘉莹也回想，李霁野曾说北大尚有不少老教授，而南开许多老教授已不在，期望她能到南开任教。这句“被需求”的呼喊打动了叶嘉莹。她后来回想：“李霁野是我的师长一辈，所以我坚决果断承受聘请。”
1979年春，叶嘉莹完毕在北大的短期讲课后，转赴南开大学。“客子初来三月天”，她住在天津榜首饭馆（据当事人回想，叶嘉莹1979年南开讲学住利顺德大饭馆，1982年住天津榜首饭馆），从4月24日至6月14日，开端了近两个月的讲学生计。
那段韶光，南开园里敞开了一场空前的学术盛宴。教室风雨不透，学生挤满窗台、走廊倾听。叶嘉莹后来厚意回想：“在这一期课程完毕之后，中文系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会，是又一个汗流浃背的夏天午后。”
正是在这个夏天，马蹄湖畔的荷花见证了一位海外游子终觅精力家园的欣喜。“为有荷花唤我来”，这句诗恰是叶嘉莹其时心境的真实写照。南开园的荷花，似乎在呼喊这位诗词传人归来完结她的任务。
1990年叶嘉莹退休后，多所名校邀她任教，她终究挑选留在南开，理由之一就是：“1979年头，南开中文系给我一种家的感觉。”这份家的温暖，正是师道传承中最动听的部分。
“荷花凋尽我来迟。”犹记25年前，叶嘉莹在我国现代文学馆站着讲课，仍是研讨生的我在最前排席地而坐听讲的情形。本年我两次拜访南开，而先生离世现已一载。荷花仍然在南开园里按期盛放，似乎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师道传承、文明据守的动听故事。
回到46年前，叶嘉莹在北京讲学的时间短春色里，参见周祖谟先生、陆颖明先生，并与两位教师及同班同学史树青、阎振益、阎贵森、郭预衡、曹桓武、顾之惠、房凤敏、程忠海、刘在昭等聚餐。这是张静、可延涛收拾的《迦陵年表》所载。这儿或许还要加上一个人。
1980年1月，叶嘉莹给冯至寄来“恭祝新年快乐”的明信片。明信片上写道：“行前未能向您面辞，甚歉。其后由北京家中转来您自黄山赐寄的‘松一棵云一片’及所录七绝一首。对黄山风光神往无已，尔后如再归国家当组织到黄山一游也。”“谢谢您借给我羡季师遗稿手迹使得影印保存，感谢无已。期望不久能再来参见您，面聆教益。冯师母前请代问安”“附上与您的合影二张，如需加印，请来信示知。”
叶嘉莹收拾出书了《顾随全集》等，使先师的学术思想得以发扬光大。她在南开兴办中华古典文明研讨所，捐出悉数积储建立奖学金，培养了一批批传承我国古典诗词的学子。
回望1978至1980年间的这些信件，咱们正真看到的不仅仅一位学者的归国进程，更是一条明晰的师道传承头绪——从顾随对叶嘉莹的培养，到顾随与冯至的来往，再到李霁野协助故人弟子，直至叶嘉莹承继师志在南开连续顾随的教育方法。
这让人想起顾随《送嘉莹南下》诗：“食荼已久渐芳甘，世味如禅完全参。廿载上堂如梦呓，几人传法现优昙。清楚已见鹏起北，衰朽敢言吾道南。此际泠然御风去，日明云暗过江潭。”这让人想起叶嘉莹在致冯至信中的那句话：“请您像羡季师相同把我看做自己的学生。”她的确成为顾随先生学术生命最完美的连续者。
“为有荷花唤我来”——这不只仅一句诗，更是一种精力的约好，一种文明的归根。在荷花与诗人之间，在师长与弟子之间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，永久存在着这样夸姣的彼此呼唤、彼此满足。
